疫情最凶险的不是死人,而是把现有国际体系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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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新京报网文 | 连清川自3月份沸沸扬扬的“钻石公主号”事件之后,日本的疫情状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后,日本以“佛系抗疫”闻名于世,成为了世界各国抗疫成功的榜样。然而,4月7日,再也沉不住气的安倍晋三宣布,“日本经济正直面战后最大危机”,包括东京大阪的7个府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将投入108亿日元,舒缓疫情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二战后最大危机”不是安倍晋三第一个提出来的。意大利在确诊病例破万之后就已经宣布战时状态,并且意大利总理孔特已然声称这是二战后的最大危机;▲图片来源:新京报网新冠肺炎轻症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认为是战后最大危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已经住进了ICU;美国早就启动了2万亿美元的紧急救助措施,而单单纽约一城,就已有近14万确诊。嘴硬的特朗普从不承认美国抗疫的失误,自然不肯说丧气的话,但早有多个专家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二战后最大危机,新冠肺炎死亡总人数,已经超过9·11的罹难人数。世界因病毒而脆弱?一个小小的病毒,却造成了多国领袖宣称“二战后最大危机”,世界缘何如此脆弱?就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而言,世界大战的威胁自然是远远大过于任何一种瘟疫。就当下世界的医疗卫生状况而言,无论是乐观预言新冠肺炎疫情将在6月结束,还是悲观认为疫情行将过冬,变成全人类“长期带病前行”的状况,人类战胜新冠的流行都是必然的。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也曾造成全世界恐慌。虽然流行规模不如新冠肺炎庞大,但其致命性更加剧烈。迄今为止,埃博拉病毒并未被消灭,依然在少数国家存在。“带病前行”,也不是第一遭。即便疫苗研发出来,以新冠病毒潜伏与传播的状态而言,低烈度在少数地区长期存在的可能性,依旧存在。人类目前消灭掉的流行性疾病,最可称颂的是天花与鼠疫。但天花病毒与鼠疫病毒,也依旧存在。比尔·盖茨基金会在非洲长期与疟疾和俗称“小儿麻痹症“的脊椎灰质炎战斗。这两种疾病在1970年代依然是中国最严重的流行病。▲图片来源:新京报网然而,二战之后承平已久的世界,无论是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于公共卫生的建设,尤其在1990年代全球化之后,公共卫生与生物医疗技术大升级,人类进入了低疾病时代,甚至开始研发“长生不老药”。流行疾病几乎已经不在视野之中,何况谈及什么重大危机。2003年的“非典”,2010年代的埃博拉与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都是地区性传播。虽然也都曾小范围扩散至欧洲与美国,但并未造成全球性大流行,因而尤其是欧美发达地区,从来就不曾进行过动员与控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惨烈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状况,都已然是遥远的记忆。14世纪欧洲黑死病,亦即鼠疫,抹掉了欧洲1/3人口;在欧洲大航海之后,从欧洲带去的疟疾、流感等病毒,灭绝了几乎整个新世界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土著人口,保守的估计是3000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口在4000万-1亿之间。传统“战后最大危机”:核危机与经济危机二战后的最大危机,从来只有核危机与经济危机,但这两者一直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整个国际秩序的控制,都尚在体系之中。二战之后形成的北约体系与华约体系,是零和游戏的巅峰时期。美国与苏联的两颗核按钮犹如《三体》中罗辑所控制的引力波按钮,是维持双方平衡状态的威慑力量。但是两国领导人都不会手抖而误按,因为有着体系性的沟通。期间双方打了无数次代理人战争,也从来不曾真正地拔剑对战。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在漫长的抗击法西斯胜利迄今的70年中,世界曾经发生过多次小规模的经济危机,包括南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一直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日本的地震危机,都未曾有过体系性的崩塌迹象。因此,更加准确地说,其实是经济周期。二战以来的世界,其实是“进步主义”的世界。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冷战时期,抑或是全球化时期,整个世界都在发展的精神之中,走向某种形式的“人类大同”,是大国与世界协同组织的共同愿望。因而,在协调与合作中,北约、华约、联合国、IMF、WTO等,均是守望相助的形式,伸手救援从来都是不约而同的。新冠疫情,才是真正的“二战后最大危机”截至4月7日,全世界共有209个国家与地区已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未发病的国家或地区已寥寥无几。在中国专家张文宏等人的描述中,新冠病毒乃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病毒,经过4个多月的传播,已经多次变异,而其传播的方式也非常多样。遏制传播的唯一方式,只有阻断。无症状病例的数字也在飙升,这足以造成人人自危。▲图片来源:新京报网阻断传播的方式,唯有断绝人际社交。封城或封国的措施,无非减少沟通,减少病毒流通渠道,以便“呛死病毒”。而哪怕在一城一地之中,所有的公共集会、公共场所、公共娱乐,都已成“禁地”,阻断病毒的唯一方式,便是人际隔绝。这已经直接奔着人类生存的方式而来:人是群居动物。新冠病毒加剧全球化衰弱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法是:新冠病毒是冲着全球化来的。的确一语中的。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的趋向便是全球化的。从意识形态的结盟,到柏林墙崩塌,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兴起,人是群居动物的形态一直在被放大。大航海之前国与国,洲与洲之间彼此隔绝,闭关锁国是通用形态,中国独有的天朝上国的朝贡制度,也不过是自力更生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世界贸易的发端,殖民地的普遍勃兴,与最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套逻辑链。这套逻辑链在二战之后被彻底打破,从人的平等走向国家的平等。于是全球化成为了一个最终结果。这个最终结果其实不过要形成一个世界的秩序链条:通过科技、产业与供应链系统,形成全球化分工:欧美以科技与制度优先置于供应链顶端,中国与印度因为人口优势成为加工与离岸中心,其他地区与国家,则沦为资源供应地。▲图片来源:新京报网但它的确有一个好处:中国、印度、东南亚在经过全球化的初步发展之后,人人有饭吃,家家有事做。但这套体系的乌托邦并不符合民族国家发展的精神需求。国家名义上平等了,但实质呢?谁愿意永恒沦为加工工厂与资源输出地?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便要寻求国际对话空间与位置的腾挪。人也是如此。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全球之间人口移动的速度加剧,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印度、东南亚流向美国,而中东、非洲流向欧洲。人往高处走。但高处的人不想下来。连历史上最大的移民国家美国都已经在抗拒移民了。疫情成为风险巨大的暂停键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摩擦,是全球化合作走向全球化对抗的第一枪而已。也就是说,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已然走到了穷途末路。新兴国家要求重新安排秩序,而发达国家满足于本来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排。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还没死,更加没法同意。新冠在这个时候来捣乱,无非是加剧了原本已经千疮百孔的全球化衰弱。即便新冠不来,全球化的经济衰退与贸易冲突,也必定在全球范围内发生。2019年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国家层面,民族国家之间的叫板与对峙正在全面发生;联合国、WTO、IMF这些国际间协调机构已经全面衰弱,地区间的连横合纵大规模发生;在民间,针对环境的全球化抗议,与中东、南美的民间示威,其实正在酝酿一场全球风暴。疫情把正反两面都按下了一个休止符。但这个暂停键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全球的经济增长与合作,依赖的就是全球贸易与供应链死乞白赖的前进。发展替代对话,各国的商人和劳工,都有可能逼着政治层面进行不断的微调,也许可能达成某种不尽人意的妥协也未必可知。本来应该全球联动抗疫的方式,变成了全球各自为战的孤独抗疫。剩下的流动性,无论是贸易,还是合作,都仅仅是医疗物资。全球协作停止,而民族国家重启。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对以往国际秩序的全面反动与否定。但是也许只是暂时的呢?▲图片来源:新京报网这恐怕又变成了一厢情愿的臆想。欧洲重整边境,美国自说自话,印度风雷乍现,日本危机重重。这就是疫情中世界各国的现状。抗疫的结局无非两种:要么各国手拉手,WHO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医疗资源和人员的全权分配;要么各国闭关锁国各自死扛,等到疫苗出来或者大规模人员伤亡之后不治自愈。哪一种有可能?只有后一种。经济衰退是必然的。但各国疫情之后所面临的重建,能够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绝不是重新启动原有的贸易体系,而很大可能是秋后算账。这是真正的二战后最大危机。人们都知道秩序已经有问题了,新冠肺炎疫情会让它彻底崩溃。但人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建设一个新世界。人们既需要对未来保持乐观的预期,这是走出苦难的最大希望。同时,也要进行心理建设,做好最坏打算。疫后萧条已经赫然在望,但是世间已无马歇尔。苦日子,还在后头。□连清川(资深媒体人,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编辑:李碧莹 校对:卢茜投稿、合作、联系我们:futurecity@xjbsmartcity.com